「性別與自我實現」紀要
第一場次:性別與工作
與談人:周碧娥(清大社會所榮譽退休教授)、方怡潔(清大人類所副教授)、李盈學(清大社會所碩士生)
本場次由周碧娥老師開場,周老師談到「性別與工作」之中的核心現象是:女人由於傳統「公/私」分工的文化規範,導致女性在勞動市場被視為「後備勞動者」或二軍,女性的工作往往被集中在「次要勞動市場」。雖然隨著女人的教育程度的大幅提升,女性,特別是年輕女性,進入勞動市場的比率已有相當的提升,但女性仍會因為勞動市場的性別化現象而有受到不同待遇與挫折。然而,女性這種所謂的「適應不良」,其背後的原因乃源自整體社會的性別不平等,所衍伸出「性別化」的職場。職場性別化的現象可分為幾個層面:(1)主要與次要勞動市場:女人擔任工作場域的後備軍,或是任務型的工作;(2)職場的水平隔離:例如男人從事工業,女人從事醫療和教育;(3)垂直隔離:
同一職業女性與男性所在職位的隔離;同時女性也要面臨職位或權力位置的玻璃天花板。這些現象導致(4)性別薪資差異:長期以來,女性的薪資水平普遍低於男性(根據勞動部的統計,女性的工資只有男性的 83%左右,且近十年並沒有提升)。最後,職場性騷擾更是經常存在的現象,使得女性在工作中往往備受壓力。總結,關於職場的性別平等,未來還需要更多的努力/女力投入。
方怡潔老師從自己的田野研究談起:中國的女性農民工獲得工資之後,是否有提升其社會地位?其中,必須注意到女性農民工並不是依照「個人」的意願投入職場,不是亞當斯密所說的經濟理性人,她們往往是經由親戚介紹、肩負家庭責任(贍養父母和兄弟)才出城打工。因此自己的內在必須面臨「叛逆女兒/孝順女兒」的文化衝突,在工作之中充斥著各種「性別——應然」的符號,要求女人遵守特定的規範,她們必須與之奮戰。換言之,女人賺的錢仍有可能是拿給男人花(在孟加拉針對女性的小額貸款方案,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),職場中的性別不平等,比數據呈現的要更加繁複和影響深遠。而方老師也從自己的「性別意識的啟蒙」談起,她碩士班時,在研究所的學長們口中學到的田野技法(如喝酒抽菸等),在田野之中都用不上,因為她是「女人」,所以男性的報導人都不會灌她酒。相對地,報導人很享受她為他們斟酒,而她身為客人,理應可以坐上座,卻因為她是女人,女人不能與男人同桌吃飯……這種種的衝突刺激了她發現「原來我是女人」,到了博士班時,這也隱微地引導了她走向性別相關的題目。
李盈學同學呼應前兩位講者,接續「性別意識的啟蒙」,當他在大學選修了性別相關的課程後,才把過去許多視而不見的現象串聯起來:母親的離職、工廠中的女工、女工遭受的家庭暴力、自己身為兒子所擁有的優勢和空閒,還有父親如何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父親等等,性別、工作和自我認同其實都會相互影響著。雖然,從學生的角度來說「工作」並非現狀,卻也沒有離得很遠,沒過多久就要投入職場(甚至已經打了幾份工),對於整體社會性別不平等的理解,應能拓展我們對未來的想像,甚至對旁人多一分關心和包容。
第二場:性(Sexuality)與自我實現
與談人:楊佳嫻(清大中文系副教授)、曾柏嘉(清大社會所助理教授)
第二場講座由楊佳嫻老師開場,中文系普遍被認為相當性別保守,但其實也有許多新的實作可能,從 René Magritte 的〈The Lovers II〉畫作中,兩個人在被布紗蒙住面容的情況下接吻,這個布紗彷彿也掩飾著性別,那這個布紗到底是汙名之網?又或是社會控制?可能都是,這樣想像的空間恰巧是文學所強調的多種可能性;楊老師從自己編輯的《刺與浪:跨世代台灣同志散文讀本》談起,在這本書中從穿著開始,切進人們的自我表演,以及同志在多種既定的刻板印象之中如何協商(如男同志被性化,女同志被去性化)。性別平等又是一個「進步、批判」的運動,那自己的作為會不會太保守?文章中呈現著各種不同的場景和心理狀態:恐同、恐性、恐病,每個人都難逃這些情緒,必須反覆面對這些課題。文學也體現了時代變遷,從《席德進書簡》之中編輯必須用附錄同性情慾病理化,請當事人(收信人)寫序表示自己完全不是同性戀,可知過去對同性戀的壓抑。而現在同性戀已經相對具有更多的可見度,不過仍有許部分仍保持著「神秘」的迷思,如何景窗的〈女馬〉,以馴服馬的意向形容女性身體受到的壓抑,以及在女同性性愛之中女性的不知所措。除了脫下衣服,還能做什麼呢?異性戀有許多的指引(無論這些指引是否正確),但女同志的性應該如何執行?跨性別女性呢?這些都仰賴更多的書寫讓這些性「去神秘化」、「再魅力化」,例如蔣亞妮〈水木清華〉之中女性以濕潤的筆調具體地講述自己的性快感和理想性愛。
曾柏嘉老師則引介 Amy Brainer 的著作 Queer Kinship and Family Change in Taiwan,其中討論「出櫃」的段落,以及同志和父權家庭之間複雜的糾葛:對於 50、60 年代出生的「年長世代」酷兒經驗之中,出櫃並非是一個人生必經的課題,在他們要成婚時並不存在「異性戀婚姻」以外的選項,而且結婚往往被視為照顧長輩的行為和家族義務,並不涉及真假和自我認同的議題。是故沒有「假結婚」這樣的觀念,作者認為這是一種「不明言」的主體狀態,知道就知道,不知道也無所謂。然而到 80、90 年代出生的「年輕世代」酷兒,隨著就學年限的延長,和原生家庭的依附關係提升,台灣也開始出現核心家庭化和浪漫愛的結合,家人之間坦誠、平等相待的親密關係變得重要,這也使得「出櫃」這件事情變成人生必經的課題。而在父權的家庭關係之中,女同志必須承擔絕大多數「成為母親」的倫理要求。既有的法律往往又只保障「有丈夫的女性」,若要追求安穩的生活和有品質的照顧,遵循自我的掙扎空間非常的小,identity 未必是最核心的課題,家務、薪資這類物質性的問題經常占據主要地位,因而酷兒的生活處境和父權家庭難以脫鉤。
最後兩位老師針對「出櫃」的歷史脈絡進行討論,出櫃的議題在西方出現得早,在台灣出現得晚,為何如此?而出櫃有無台灣特色?這些關鍵議題也都牽動未來性別研究的方向,以及當代人思考自己自我認同的方式。兩位老師的分享不只討論了 Sexuality 的多樣性,更打破了以「Sexuality 做為固定自我、單一自我」的迷思,看到社會控制、歷史變化,都再再牽引著 Sexuality 的意義。而人自我的詮釋、照顧、訴說、掩飾等多樣化的行動方案,也拓展了生活的可能性。
撰稿人:張翊(清大社會所碩士/新竹高中歷史科兼任教師)